各位朋友好,我是北京来硕律师事务所李肖峰律师,主攻行政诉讼和刑事案件。今天想聊聊最近法律圈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11月8日,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25年学术年会上明确表态,要以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为契机,推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诉讼法治体系。与此同时,从华东政法到人大法学院,从北京律协到温州大学,关于刑诉法修改的研讨会一场接一场。一部程序法的修改,为什么能引发学界、实务界如此密集的关注?

先回顾一下历史。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颁布以来,先后经历了1996年、2012年、2018年三次修改。1996年修法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强化了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2012年修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这是里程碑式的变化;2018年修法吸收了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试点成果,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每一次修改,都深刻影响了中国刑事司法的走向。这一次,是第四次。

我在刑事辩护一线工作多年,对刑诉法的每一次变动都格外敏感。因为刑诉法被称为"小宪法",它不是规定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实体法,而是规定国家机关怎么追诉犯罪、怎么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程序法。说白了,它约束的是国家权力,保障的是公民自由。刑诉法的每一条修改,都直接关系到"抓人"、"审人"、"判人"的每一个环节。

那么这次修法的背景是什么?最核心的一个词:犯罪结构变化。苗生明副检察长在讲话中提到"当前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这个判断在数据层面有支撑。2024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25.7%,暴力犯罪持续下降,而轻罪案件、新型犯罪、网络犯罪大幅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重罪为主要规制对象的现行刑诉法体系,面临适应性挑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2018年入法后,适用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认罪"的自愿性保障、律师帮助权的实质化、量刑协商的透明度等。这些都是这次修法必须回应的问题。

从我辩护实践的角度说几个具体感受。第一个是律师会见权的问题。虽然2012年修法明确了律师凭"三证"即可会见,但实践中仍然存在障碍。特别是在一些敏感案件、涉黑涉恶案件中,会见难、会见不及时、会见被监听的情况并未绝迹。这次修法能否进一步细化律师会见权的保障措施,是我非常关注的。

第二个是证据规则的完善。刑事辩护的核心是证据辩护,但现行刑诉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还比较原则化。《刑事诉讼法》第56条到60条对非法证据排除作了规定,但实践中排除非法证据的难度依然很大。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完整性和可及性仍有提升空间。这次修法如果能在证据规则上有实质性突破,对刑事辩护来说意义重大。

第三个是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中国的拘留、逮捕制度与西方国家不同,逮捕需要检察机关批准,但检察机关本身是公诉机关,角色上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矛盾。取保候审的适用率偏低,"以捕代侦"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如何构建更加有效的强制措施审查机制,让司法审查真正发挥作用,是这次修法的关键问题之一。

第四个是涉企犯罪的程序保障。这个问题跟我做行政诉讼的背景也有关联。近年来,涉企刑事案件频发,企业家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企业陷入困境的案例不少见。如何在刑事追诉程序中兼顾企业正常经营,如何规范涉案财物的查封扣押冻结,如何在涉企案件中落实"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这些都是修法绕不过去的议题。

从更大的视野看,这次刑诉法修改还承担着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的任务。全会明确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刑事诉讼制度是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刑事司法的国际形象也与修法密切相关。近年来,涉外刑事案件增多,刑事司法协助需求上升,刑诉法如何在保障国内司法主权的同时对接国际规则,也是修法需要考虑的问题。

当然,任何一部法律的修改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刑诉法修改涉及公检法司多个部门的权力配置和程序衔接,利益关系复杂,技术难度极高。从学术研讨到草案形成,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方向是明确的:强化人权保障,规范权力运行,提升诉讼效率,适应犯罪结构变化。

对普通百姓来说,刑诉法修改可能显得有些遥远。但事实上,它关系到每一个人。今天你是守法公民,明天你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卷入刑事案件。到那时,你会希望有一个公正的程序来保护你的权利。好的刑诉法,不是"放纵犯罪"的法律,而是"防止冤错"的法律。它约束的是强大的国家机器,保护的是每一个脆弱的个体。这正是我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对这次修法充满期待的原因。

法治的每一步前进,都始于对权力的约束和对权利的确认。刑诉法第四次修改,是中国刑事法治迈向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我们期待这部法律在充分讨论、凝聚共识的基础上,为中国的刑事司法注入更多公正与理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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