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6日,与检察公益诉讼法同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共6章47条,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部法的意义在于填补了我国反跨境腐败专门立法的空白,形成集惩治、预防、反制于一体的专门性反腐败涉外法律,是完善我国反腐败涉外法律体系、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义务的具体举措。
这部法第二条给"跨境腐败"画了清晰的圈:境内公民和境内企业、其他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子公司向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境外人员和境外企业、其他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在境内向境内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或者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行贿,以及相关联的受贿行为;境内公民和境内企业、其他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子公司在境外实施的除前两项以外的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等行为。简单说,腐败行为只要"跨境",无论是人、钱还是行为,都在这部法的射程之内。
从刑事辩护的角度,我最关注它如何与刑法衔接。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受贿罪,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行贿罪,这两条是反腐败的基础条款。但跨境腐败案件有一个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发现难、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这部法从7个方面完善了办理涉外案件的法律"工具箱":建立线索移送机制,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各监管部门在工作中发现跨境腐败问题线索的移送义务,企业发现涉嫌跨境腐败问题的,依法向监察机关等举报、报案;建立举报奖励和保护制度,畅通举报渠道,解决"发现难";完善追逃防逃追赃规定,加强对公职人员违规获取境外身份、设立海外账户的监督。这背后其实是把监察调查、刑事司法、行政执法、廉洁合规、国际合作拧成一股绳。
机制上,国家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由国家监察委员会牵头,国务院外交、公安、司法行政、财政、商务、反洗钱行政主管、审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金融监督管理、证券监督管理、网信等部门、机构以及有关机关按照职责和任务分工,加强工作协同和信息共享。这种"监察搭台、部门协同、国际合作"的架构,是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框架搭建的。对刑事辩护律师来说,这意味着跨境腐败案件的程序会更复杂:监察调查、刑事侦查、国际合作、资产追回多个程序叠加,对辩护的空间和时间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企业廉洁合规是这部法的另一大亮点。法律明确了企业的廉洁合规义务。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之一规定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这是悬在走出去企业头顶上的利剑。我在北京来硕律师事务所李肖峰律师这里经常跟客户讲,企业合规不是成本,是保险——尤其是反跨境腐败法实施以后,合规体系能不能落地,直接关系到企业和高管个人的刑事风险。企业要有合规制度,更要让合规制度真正运转起来,否则纸面合规在案发时帮不上忙。
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边界问题:反跨境腐败法中的"反制"措施。法律明确国家可以针对跨境腐败行为采取反制措施,包括制裁、限制等。这部分权力的行使主体、程序、救济途径,未来需要配套规则去明确,否则容易在个案中产生争议。刑事辩护律师应当提前研究相关规则,为企业和高管提供事前合规、事中应对、事后救济的全流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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