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最高检发布了一批刑事立案监督案件典型案例,其中一个案子特别值得说:上海一家艺术培训机构的老板张某翔,明明机构已经经营不下去、被清退了,还用“换马甲”的办法继续骗家长缴费,74名家长一共交了32万余元预付学费。最终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还追诉了漏罪,张某翔以合同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机构倒闭、老板跑路,这不是经营风险吗?家长交的钱算民事纠纷,怎么就构成犯罪了?这正是这个案子最有价值的地方。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核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财物。判断是不是“非法占有目的”,关键看行为人从一开始到底有没有履约能力和履约意愿。张某翔在机构已经无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不是想办法善后,而是换一个牌子继续收钱,钱也没有真正用于办学,而是拿去填以前的窟窿。这就不是在“经营”,而是在“骗”。

最高检这批典型案例里还有一个信号很明确:诈骗类案件在依申请启动的立案监督案件中占比很高,不少案件刑民交叉特征突出,行为人刻意制造民事纠纷的外观来逃避刑事追责。对被害人来说,去报案时最常被一句话挡回来——“这是经济纠纷,公安不管”。这时候刑诉法里的立案监督制度就有用了。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被害人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有异议的,可以向检察院提出,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我在做刑事辩护的过程中也遇到过类似情形:当事人手里明明有虚假宣传、资金流向异常、挥霍逃匿的证据,却卡在“公安不立案、法院不愿理”的夹缝里。立案监督的价值,就在于把那些披着民事外衣的诈骗行为重新拉回刑事视野,既保护老百姓的钱袋子,也防止“花钱买刑事追诉”的错位。

当然也要提醒一句:不能反过来说所有跑路都构成犯罪。确实经营失败、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仍应按民事纠纷处理,该破产破产、该违约赔偿就违约赔偿。刑事手段是最后手段,不能滥用。

北京来硕律师事务所李肖峰律师,主攻方向行政诉讼与刑事案件。遇到类似预付式消费、投资理财、合同履行的争议,先把合同、付款凭证、宣传材料、聊天记录、资金去向整理好,再判断走民事还是刑事,比一上来就“打官司”更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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