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这是刑诉法时隔8年的第四次修改,55条草案里,最让刑辩律师眼前一亮的,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调整。草案删掉了现行法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这句话,把"指居"的适用范围,限缩到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这两类情形。
要理解这个修改的分量,得先知道"指居"这些年是怎么被用的。按照2018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法条本意是让监视居住成为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但实践中它一度异化了:有的本来依法应当逮捕,办案机关为了规避看守所里的驻所检察、联网监控、律师会见室这些监督机制,改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的本来有固定住处,通过指定异地办理,人为制造出"无固定住处"的效果,再名正言顺地"指居"。
我在北京来硕律师事务所做行政诉讼和刑事案件,这类案件里,当事人和家属最焦虑的,往往不是判多少年,而是人在哪、见不见得到、有没有人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一旦被滥用,就等于把一个人从有监督的看守所,挪到一个监督薄弱的空间,律师会见难、家属打听难、超时羁押难以纠正。草案这次直接删掉"无固定住处可指定居所",就是要把这个口子堵上。
草案同时给所有人身强制措施立了总规矩:采取强制措施以保障诉讼活动正常进行为目的,坚持确有必要,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案件的性质和情节相适应。还有一条很实用——羁押期限即将超过可能判处的刑期的,应当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这针对的是实践中常见的"关多久就判多久",用羁押倒逼量刑,等于把强制措施当成了刑罚预支。
值得一提的是,草案在辩护权保障上也加了码:律师会见,看守所要保证至迟48小时以内见到;值班律师被赋予了解案件情况、会见、阅卷等权利;法律援助的入口前移到审查起诉阶段。虽然条文不多,但方向很清楚——把过去靠部门规章和办案惯例维持的"软义务",改写成法律义务。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草案对"无罪推定"的表述还不够彻底,对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仍然偏弱。立法不可能一步到位,但这次修法释放的信号是明确的:管住权力、保障权利,是刑诉法修改的主线。对刑事辩护律师来说,每一次程序的收紧,都是明天庭上多出来的一点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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